费尔与他的4项“战略决策”

    在美国商业史上，费尔不是一位广为人知的企业家，但他也许是一位最有效的决策人。

    费尔于20世纪初担任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总裁，在前后将近20年的任期中，他使贝尔电话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具规模、成长最快的民营公司。

保持贝尔独立，避免政府接收

    一方面，作为一家民营公司，贝尔电话公司在市场中享有垄断优势，但另一方面，电话系统属于公共事业，如果经营不善，就难逃被政府接收的“厄运”，毕竟，在世界发达国家的电话系统中，只有美国国内，和加拿大的魁北克、安大略两省的电话系统由贝尔电话公司经营，不由政府“插手”。

    为了尽力规避市场风险，始终保持贝尔电话公司的独立运营，费尔在担任公司总裁的20年内，做了4项“战略决策”。

费尔决策一：比政府机关更照顾大众需求

    首先，费尔看清了一个电话公司如果想保持其民营形态，自主经营，必须有突出而与众不同的局面。

    当时，欧洲各国的国营电话公司都经营得很稳健，贝尔如果也认为“平安就是福”，那是靠不住的，防守政策只会麻醉管理层的创造力。

    因此，费尔有了第一个重要观念：贝尔公司虽是民营企业，但是应该比任何政府机关都更加照顾社会大众的利益。

    出于这样的考虑，费尔做出了第一项大决策：贝尔电话公司必须预测并满足社会大众的服务需求。

　　所以，费尔提出了“为社会提供服务是公司的根本目标”的口号，还制订出了用以衡量管理人员及经营水平的统一尺度，用以衡量服务工作的好坏，但他从来不强调利润完成的情况。经理只对服务情况负责，至于公司的管理和资金的筹集，那是公司高层的任务，他们要负责把公司的最佳服务转化为适当的收益。

费尔决策二：不做传统自由企业，接受公众管制

    与此同时，费尔还有一项新认识：一个全国性的电信事业，绝不能是传统的自由企业，他认为如果想避免政府的收购，惟一的方法便是所谓的公众管制。所以，一项有效、公正和有原则的公众管制，是符合贝尔公司利益的，而且事关公司的存亡。

　　在当时的美国，“公众管制”虽然不是个生疏名词，但被美国企业界坚决反对，法院也不支持，所以有关公众管制的法律条文无法实施。

　　费尔却决定把实现公众管制作为贝尔公司的目标。他将这一目标交付各地区的子公司总经理，责成各子公司设法恢复各管制机构的活力，倡导管制及等级审定的观念，以期能有公平合理的公众管制，一方面确保公众利益，同时又能使贝尔公司顺利经营。

费尔决策三：保证创新活力，建立贝尔研究所

    费尔的第三个大决策，是为公司建立了贝尔研究所，并成为企业界最成功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。他的这项决策保证了一个贝尔电话公司创新的活力。

　　如今，无论是信息处理的数学理论，以及诸如晶体管、电脑逻辑设计等等的新产品及新方法，大部分都由贝尔研究所首开其端。贝尔研究所通过发展通信技术，促使整个北美洲成为一个巨无霸的自动通信网。

费尔决策四：开创大众资本市场，解决公司资金供应

    在费尔任期的最后阶段，他又做了第4项重大决策——开创大众资本市场。那已是20世纪20年代之初，这项大决策的出发点，依然是为了贝尔公司的民营之本。

    费尔之所以做出这项决策，是由于他了解到贝尔公司的运营需要大量资金的供应，而这些资本又不能从当时的资本市场取得。

      20世纪20年代的资本市场只是投机者的市场，当时许多公用事业企业尤其是电力公司，都曾经设法发售股票，以期吸引投机者。他们组成控股公司，设法使公司普通股具有较佳的股息，但公司所需的营运资金，仍要按传统方式从保险公司之类的金融机构来获得。费尔认为，把企业的资金来源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，风险是很大的。

    费尔的构想，是发行一种AT&T普通股。但他设计的这种股票，与当时的投机性股票完全不同。

    他的股票设计着眼于社会大众，尤其是当时新兴的所谓“莎莉姑妈”——中产阶层的主妇。“莎莉姑妈”手头拥有游资，想投资，却担不起风险。费尔设计的AT&T普通股，正是针对“莎莉姑妈”的意愿：这种股票股息有保证，完全符合她们的需要。而且，这又是一种普通股，能享有资产增值带来的好处，还可免于通货膨胀的威胁。

　　这一决策使贝尔在近50年来，一直有充裕的资金来源。直到今天，AT&T普通股仍旧是美国和加拿大中产阶层投资的对象。

    费尔的4项重大决策都是有针对性的，都是为了解决公司和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。这些大决策的思想，充分体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、有效的决策：解决问题时都着眼于最高层次的观念性的认识。换句话说，决策不是为了适应当时的临时需要，而是战略性的考虑。